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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照: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“国”

2018-12-14 12:30:29

来源:澎湃新闻 作者:杨照 选稿:郁婷苈

原标题:杨照: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“国”

  由重重透镜看过去,长期被扭曲,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,是周朝的“国”。古史上的关键事件,是秦始皇统一六国,而这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最高峰。东周开端时,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“国”,然后“国”的数字一路减少,到公元221 年,只剩下最后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,那就是“秦”。

  但“国”是什么?“国”长什么样子,我们真的知道吗?想到“国”,讲到“国”的时候,我们心中很自然地浮现的图像,是疆域国家,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“国”的领域,“国”与“国”之间有疆界,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“国”,过了这条线,则属于那“国”。

  关于战国时期,大家都知道“战国七雄”,也几乎都知道这“七雄”是秦、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,还知道这“七雄”的地理分布,秦在最西边,齐在最东边,楚在最南边,燕在东北,韩、赵、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,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。

  但往前推,推到春秋时期,有一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,是“春秋五霸”。“春秋五霸”的概念,其实和“战国七雄”决然不同。

  “七雄”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的国家,“五霸”说的却是五个人—— 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和楚庄王。“七雄”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,这七个“国”差不多就覆盖了当时的中国。但“五霸”不是,“五霸”的政治势力,不是疆域式的。

  这中间牵涉了从春秋到战国,很不一样的“国”的形态。那个时代,有很多“国”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,我们可以找到许多“国”的所在,但“国”与“国”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。

  过去一百多年间,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,如顾栋高和陈槃,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,一条一条比对,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。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“国”,在地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,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,那就是春秋的“国”数量惊人,在数百之谱。

  然后到了1943 年,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“国”的新理解—— 城市国家说(侯外庐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)。这是什么?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,文献上所提到的“国”,其实就是一个“城”,是一个“城”的体制,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,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形态。

 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,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,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。反而是在日本,有两位研究“东洋史”(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称呼)的学者,受到了启发,并借鉴西方古希腊的历史,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了“城邦国家说”。

  这两位学者,一位是贝冢茂树,另一位是宫崎市定。他们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“城邦时代”。从西周到春秋中期,中国分成许多单位,每一个单位,诸侯之“国”和大夫之“家”,是一个个独立的城,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联结起来,构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统。

  侯外庐

  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记录了一句话:“古者,四海之内,分为万国。城虽大,无过三百丈者;人虽众,无过三千家者。”这句话显示到战国时代,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“城邦时代”的记忆,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,与之前时代的差异。

 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“万国”,“万”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数。和战国时相比,原来的“国”数量一定是极多的。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中记录武王伐纣,一共灭了99 个“国”,自动臣服的有652 个“国”。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,武王第一次发兵翦商时,大会孟津,来了“八百诸侯”。这些数字,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“国”一定不大。对应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的说法,那么一个“国”的规模,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,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。

  这样的主张,在后来出土的周朝考古遗址中,进一步得到了证实。例如1998—2000 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,北边的城墙长295 米,另外三边都是270 米长。城墙的高度约9米,城基最宽的地方有5 米,城上方则大约3 米。

  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,我们能够重新整理这一段古史。之前提过,新石器晚期,可能在夏人手中,有了夯土技术的突破,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城墙工程。夯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,也就同时促成了中国国家组织的第一步关键扩张。早期的夯土城墙规模较大,周朝以后的,反而变小了。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?

  早期只有少数掌握特殊动员能力的部族,才有办法筑城。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。能组织、安排筑城的部族,拥有高阶的统治地位。然而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,再加上统治形态的改变,到了周朝,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、多么了不起的事了。较边缘的地方、较少的人,都知道如何筑城,都有能力为自己筑一座城。这种条件下筑起的城,规模就不会那么庞大惊人了。于是,有一个时期,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,大家竞相筑城,两三百年间,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,改造为以“城”为中心的居住形态。

  (本文摘自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:从列国到帝国》,杨照著,中信出版社2018年10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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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照: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“国”

2018-12-14 12:30 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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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杨照: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“国”

  由重重透镜看过去,长期被扭曲,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,是周朝的“国”。古史上的关键事件,是秦始皇统一六国,而这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最高峰。东周开端时,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“国”,然后“国”的数字一路减少,到公元221 年,只剩下最后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,那就是“秦”。

  但“国”是什么?“国”长什么样子,我们真的知道吗?想到“国”,讲到“国”的时候,我们心中很自然地浮现的图像,是疆域国家,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“国”的领域,“国”与“国”之间有疆界,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“国”,过了这条线,则属于那“国”。

  关于战国时期,大家都知道“战国七雄”,也几乎都知道这“七雄”是秦、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,还知道这“七雄”的地理分布,秦在最西边,齐在最东边,楚在最南边,燕在东北,韩、赵、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,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。

  但往前推,推到春秋时期,有一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,是“春秋五霸”。“春秋五霸”的概念,其实和“战国七雄”决然不同。

  “七雄”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的国家,“五霸”说的却是五个人—— 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和楚庄王。“七雄”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,这七个“国”差不多就覆盖了当时的中国。但“五霸”不是,“五霸”的政治势力,不是疆域式的。

  这中间牵涉了从春秋到战国,很不一样的“国”的形态。那个时代,有很多“国”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,我们可以找到许多“国”的所在,但“国”与“国”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。

  过去一百多年间,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,如顾栋高和陈槃,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,一条一条比对,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。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“国”,在地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,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,那就是春秋的“国”数量惊人,在数百之谱。

  然后到了1943 年,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“国”的新理解—— 城市国家说(侯外庐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)。这是什么?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,文献上所提到的“国”,其实就是一个“城”,是一个“城”的体制,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,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形态。

 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,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,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。反而是在日本,有两位研究“东洋史”(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称呼)的学者,受到了启发,并借鉴西方古希腊的历史,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了“城邦国家说”。

  这两位学者,一位是贝冢茂树,另一位是宫崎市定。他们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“城邦时代”。从西周到春秋中期,中国分成许多单位,每一个单位,诸侯之“国”和大夫之“家”,是一个个独立的城,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联结起来,构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统。

  侯外庐

  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记录了一句话:“古者,四海之内,分为万国。城虽大,无过三百丈者;人虽众,无过三千家者。”这句话显示到战国时代,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“城邦时代”的记忆,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,与之前时代的差异。

 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“万国”,“万”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数。和战国时相比,原来的“国”数量一定是极多的。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中记录武王伐纣,一共灭了99 个“国”,自动臣服的有652 个“国”。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,武王第一次发兵翦商时,大会孟津,来了“八百诸侯”。这些数字,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“国”一定不大。对应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的说法,那么一个“国”的规模,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,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。

  这样的主张,在后来出土的周朝考古遗址中,进一步得到了证实。例如1998—2000 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,北边的城墙长295 米,另外三边都是270 米长。城墙的高度约9米,城基最宽的地方有5 米,城上方则大约3 米。

  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,我们能够重新整理这一段古史。之前提过,新石器晚期,可能在夏人手中,有了夯土技术的突破,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城墙工程。夯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,也就同时促成了中国国家组织的第一步关键扩张。早期的夯土城墙规模较大,周朝以后的,反而变小了。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?

  早期只有少数掌握特殊动员能力的部族,才有办法筑城。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。能组织、安排筑城的部族,拥有高阶的统治地位。然而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,再加上统治形态的改变,到了周朝,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、多么了不起的事了。较边缘的地方、较少的人,都知道如何筑城,都有能力为自己筑一座城。这种条件下筑起的城,规模就不会那么庞大惊人了。于是,有一个时期,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,大家竞相筑城,两三百年间,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,改造为以“城”为中心的居住形态。

  (本文摘自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:从列国到帝国》,杨照著,中信出版社2018年10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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